在女作家韩素音的作品《周恩来和他的世纪》中，提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初次相识的情景时，有这样一段文字：“他与我没有一见钟情。当时，他似乎爱着另一位姑娘。”其中的“他”指的正是周恩来美港通证券，而那位姑娘名叫张若名。
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曾回忆过，邓颖超曾向她提到过：“我曾以为，如果你伯伯不坚持独身主义，他与她是最合适的一对，身边的人也觉得他们很般配。”无论是从韩素音的文字描述，还是从周秉德的回忆中，我们都无法明确得出张若名是周恩来的初恋女友的结论，但显然周围的人普遍认为他们两人是天作之合。那么，既然两人被认为是般配的一对，为什么最终却没有走到一起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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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若名的祖父是河北清苑县的首富，她的父亲曾在清朝担任过官职，家境显赫，堪称典型的民国名媛。1916年，张若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。在那里，她与邓颖超成为了同班同学，两人也成了亲密的朋友。邓颖超比张若名小两岁，因此她常亲切地称张若名为“若名姐”。
展开剩余83%张若名不仅学业突出，她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。1919年，正值五四运动爆发时，她已经成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评论部的部长，并与周恩来一同创办了“觉悟社”。那时的张若名热血澎湃，与周恩来常常一起探讨革命斗争的形势和拯救国家的方案。周恩来对这位出身豪门的富家小姐颇为钦佩，她既不娇气，且勇敢果敢，甚至比男子还要英勇。
她在《觉悟社》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《“急先锋”的女子》的文章，倡导女性自我解放，努力追求自己的目标，不依赖他人。即使放到现在，这些言论也依然体现出强烈的女性独立意识。曾经是“觉悟社”成员的谌小岑老人回忆说：“张若名提议，为了体现男女平等，社内20名成员必须男女各占一半。”
此时的张若名已经是一个在思想上非常成熟且充满热情的青年女性。她的热情和聪慧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，并迅速引起了周恩来的关注。
在清华校长蔡元培的推动下，张若名和周恩来等许多进步青年获得了赴法“勤工俭学”的机会，报名的人数也很多。张若名也非常渴望参与其中，但当她兴奋地将这个想法告诉父亲时，却遭到了强烈反对。她的父亲认为，作为女子美港通证券，学业已足够，不必跑到国外去读书，尤其是家族中没有女儿单独出国读书的先例。无奈之下，张若名决定秘密离家，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留信出走。
张若名离家出走的消息在家族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，她的父亲也因此感到颜面尽失。张若名的姊妹们感叹道：“她真是一位女中豪杰啊！”
1920年11月7日，张若名和其他190多名赴法“勤工俭学”的学生一起，登上了前往法国的“波尔多斯”号油轮。船上，他们畅谈理想，激昂歌唱，充满着青年人特有的热血与梦想。周恩来在途经新加坡时下船，因此比张若名晚九天到达法国。张若名到达法国后，得到了朋友的帮助，租了一间房子并开始学习法语。
周恩来抵达法国后的第二天，就与张若名等人在火车站对面的一家餐馆聚餐庆祝。他们共同畅谈着革命理想，怀揣着对祖国未来的憧憬。那时的张若名，充满着青年人的激情与梦想，如同燃烧的火焰，照亮着她所追求的革命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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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他们是一群需要一边打工一边学习的“勤工俭学”学生，但他们的求知欲和热情依旧未减。时间总是过得飞快。到了第二年夏天，张若名搬到了一个离周恩来住所比较近的地方。随着见面的频率增加，他们的交流也变得更加频繁，但谈论的话题依旧是理想和革命。周恩来化名“伍豪”，而张若名则以“一峰”作为自己的化名，二人也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组织。
这段时间，张若名拼命提升法语水平，她的法语进展迅速，甚至可以流利地阅读马克思的法文著作，并为大家讲解其中的内容。她的革命热情愈发高涨，以“一峰”为笔名，她在《赤光》杂志上发表了两篇重要的文章：《阶级斗争》和《剩余价值》，这两篇文章不仅在法国出版，后来周恩来回国时，还将她的书稿带回国内出版。
由于张若名在写作方面的活跃，她被北京《晨报》聘为驻法特约通讯员，此外，她的多篇文章也出现在邓颖超创办的《妇女报》上。然而，1923年列宁去世后，张若名特地从巴黎赶到里昂，参加了列宁的追悼会，并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。这一举动虽然让她受到了警方的关注，但她依旧不顾风险积极参与革命活动。
然而，从那时起，张若名似乎发生了变化，她不再那么热衷革命，而是全身心投入到学术研究中，不再关注外界的政治变动。当周恩来准备回国时，郭隆真要前往苏联，张若名只是漫不经心地送别了他们，从此专心于自己的读书与写作。
也许，正是这次的挫折让张若名对革命产生了疑虑，以至于周恩来在给邓颖超的信中提到：“我不可能与她志同道合，她承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。”
1928年，周恩来在莫斯科参加完会议后，准备回国时，专门去看望了张若名。他穿着笔挺的白西装，戴着墨镜，向张若名说道：“我与颖超于1925年结婚了，我代她向若名姐问好。”接着，周恩来与张若名聊了聊“觉悟社”的往事，回顾着那段革命岁月。临别时，周恩来感慨道：“世事难料，不知何时再能见。” 此时，周恩来已经是职业革命家，他已经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。而张若名却选择了另一条与革命无关的道路，过上了相对安逸的学术生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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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若名在里昂大学自考后，继续深造，并最终获得了文科硕士学位。随后，她攻读了博士学位，并于1930年博士毕业后回国，受聘于北平中法大学服尔泰学院，担任教授。回国后的张若名很快安定下来，并与同样毕业于博士的杨堃结婚，二人约定专心从事学术研究，不再涉足政治事务。
在北平中法大学，张若名主要教授法国文学史和心理学，并且创办了自己的学术刊物《法文研究》。她从不谈及过去的革命经历，也从不关心国内外的政治动态。她的儿子杨再道回忆道：“母亲从未提及过她的过去，我只知道她是位教授，天天给学生上课。”
张若名的丈夫杨堃工作调动后，张若名跟随丈夫到了云南昆明，进入了云南大学中文系，继续教授法国文学。她所追求的便是平静的生活，能够专注学术，与家人和睦相处。
1955年，周恩来已经成为了人民的总理。此时美港通证券，他和陈毅元帅准备出席万隆会议，途经云南时，特意去看望了曾经的战友张若名。时隔多年，周恩来感慨万千，问候张若名时说道：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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